“中国当代作家、诗⼈及知名学者回⾸⾃⼰在⼆⼗世纪最难忘的经历”炒股配资平台网站
何新：浪迹京华
我青年时代的⼀段流浪⽣涯
何新
一
1 9 6 8 年 6 ⽉中学⽣被安排上⼭下乡。我报名而被学校分配到⿊⻰江⽣产建设兵团第⼗⼋团（友谊农场）做“兵团战士”,实际上是农场工人。
我去的时候，只带了⼀个⼩⼩的⾏李卷。但同时还带了两个⼤⽊箱，⾥⾯装满了书。这是家中父亲的藏书，以及那混乱的几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弄来的各种书，其中有许多书是“ 政治性禁书” ，例如德热拉斯的《新阶级》、托洛茨基的《被背叛的⾰命》以及《赫鲁晓夫主义》等。
我想就是在乡下，我也要把我从1967年开始的阅读与思考继续下去，坚持下去。
那时瞻望前途，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是⼀⽚⿊暗茫茫。但是我内⼼却怀有⼀种信念，我深信天会变，地会变，时代也会变。这种信念来⾃⻢克思主义“ 辩证法” 的概念。
辩证法认为，宇宙没有不变的事物，宇宙、⾃然和社会，常变常新。变是绝对的，不变是相对的。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，智慧和知识的光芒，总有一天必定可以照亮我的未来⼈⽣。
我当时深信，通过阅读和研究，通过对各种思潮的分析和⽐较，最终⼀定能找到真理。那时我⾮常相信最终的、绝对的客观真理是⼀定存在的。年轻时代我不像现在这样，那时我还不是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（存在主义）和怀疑主义者。
而我现在，则完全是⼀个精神世界中的浪⼈，流浪者。
二
那时多数的中国⼈身上都具有⼀种近乎狂热的、随时可以被点燃⽽做出奉献、牺牲的宗教精神、虔诚精神、献身精神、殉道精神。当时⼈普遍狂热地信仰关于⾰命的宗教。⽽我却已在思想上开始离异这个教义，——上帝已死！必须试图寻找新的上帝。
我想我⼀旦找到真理，我就要捍卫它，必要时宁愿像⽂艺复兴时代的布鲁诺那样，哪怕就是被烧死也不放弃这种信念。
我在⼩的时候，由于自幼即个性叛逆，很早就被⺟亲从家中逐弃了。我在⾃传⾥写过，我五岁的时候从江南的乡下来到北京，因为我的家庭中存在⼀些特殊环境和问题，所以我⼩时⾃⼰住幼⼉园，住⼩学，而不能在家中和家人居住。
从少年时代，我的精神活动和⽣活就是独⽴的。这使得我从⼩就有⼀种很叛逆⽽⼜很⾃主的性格和精神，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⾃⼰选择和决定，我从⼩就不会轻易认同权威。
谁假如硬要对我强制灌输或限制⼀种什么东⻄的话，我会感到⾮常不愉快，⽽且⼀定要反着来试试，这一直是我的性格。
三
1 9 6 8 年 6 ⽉ 19日，我跟随一列车北京知识青年来到⿊⻰江⽣产建设兵团⼗⼋团。
⿊⻰江⽣产建设兵团是 1 9 6 8 年 6 ⽉经⽑泽东批准成⽴的。建设兵团是⼀种军事与农业生产合⼀的特殊屯垦体制。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：⼀是复员和转业军⼈；⼆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现役军⼈；三是来⾃全国各⼤城市的知识⻘年。其中⼀部分经过严格政治审查（出身好、思想纯）的知⻘，被选拔成为持枪的武装连成员。
这种兵团体制是一种民兵或者寓兵于农的屯垦集团，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，对⻘年⼈的思想和政治控制⾮常严。建设兵团⼀⽅⾯从事机械化的⼤农业⽣产；另⼀⽅⾯部署在中苏边境上作为⼀种战略后备⼒量，防备中苏发⽣战争。
知识⻘年下乡运动的发起，实际上也意味着 WG的命运进入尾声。1 9 6 8 年夏，⽑泽东召⻅四⼤红卫兵领袖，废黜了他们，就此彻底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。接着各省开始筹备成⽴各地的新政府“ ⾰命委员会” 。
1 9 6 9 年 4 ⽉，中共九⼤召开。⼈们本来认为“ WG” 可以就此谢幕了。但没想到九⼤以后，还是⼀个政治运动接⼀个运动，令⼈厌倦之极。
四
1969年初，上面发动了“ ⼀打三反”运动。一打就是打击反⾰命，三反就是反对“ 五• ⼀六”，反贪污、反浪费等。这个运动也迅速地扩展到农村。由于知⻘到农村后，在很多地⽅与当地⼈发⽣⽭盾，⼀⼤批不肯就范，不顺从于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⻘年，被当地领导⼈作为反⾰命分⼦⽽揪出来批斗。
这批知识⻘年都很年轻。在我那个农业团（友谊农场），也竟然有⼏百名知识⻘年被认为是“ 地下复仇军” 反动组织的成员，⽽被当地⼈揪出来⽃争。这些⼈被关起来，被批⽃，⽽且挨打，打得很惨。
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。但我看到那么多知识⻘年被抓起来，看到他们受到⾁刑。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我为他们感到很不平。
我当时深受来⾃俄罗斯和法国⽂学中⼈道主义观念的影响，我认为，⼀个⼈，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反⾰命，⾄少应当受到⼈道的待遇，不能这么残酷地打⼈。⽑泽东不是主张要⽂⽃不要武⽃吗？为什么当地⼈不执⾏政策呢？
因此我就给“ ⼀打三反” 的⼯作队写了⼀封匿名信说，你们应该讲政策，不应该这么残酷地整知识⻘年。结果这封信被⼯作队拿去交给公安人员查对笔迹，很快就把线索集中到我身上，最后我被揪出来了。时间是在 1 9 7 0 年的 3 ⽉。
五
当线索追查到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被⼈们孤⽴起来，周围的⼈们都不理我了。我被排挤和歧视。
我们同来机械厂的⼗⼏个北京知识⻘年，本来都住在⼀个⼤房⼦⾥。本来每天都是大家⼀块⼉去吃饭，⼀块⼉去上班、下班，彼此关系很亲密的。
但忽然，⼈家之间互相招呼，却没⼈来招呼我了，⽽且吃饭的时候，都避开我不和我说话。原来，⼯作队已经对他们打招呼了——何新是反革命坏分子。
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倒霉了，前半个⽉就已经感觉到了。
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 3 ⽉的⼀个早晨，凌晨 3 点钟，通知机械修理⼚的全体职⼯集合在礼堂开会。
但是当我也要走进会场的时候，有⼈挡住了我，不让我与班组⼀起进入原来的位置上，我被领到最后⼀排，不能与大家坐在一起。
我预感到，今天要出事。会场的⽓氛是非常严厉的。工作队调来了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，戒备森严，如临⼤敌。
会场前⾯的⼤横标是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！“ 踢开绊脚⽯，彻底闹⾰命，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！”
六
会议开始，首先是团⼯作队⻓讲话。这位⼯作队⻓姓张，是⼀名年轻⽓盛的现役军⼈，当时他也是我们十八团的副参谋⻓。他⼀声⼤吼：“ 把破坏一打三反运动的现⾏反⾰命分⼦何新押上台来！” 我就与其他⼀批要被⽃的⼈，被武装连战⼠从座位上薅着头发揪起来，押上台。
然后有⼈就开始念大批判稿。我们几个挨⽃的坏分子被按着脑袋，弯腰低头站在台上。台下是全⼚的五百多名职⼯。这是我生平第⼀次挨整，当反⾰命，第⼀次挨公开批⽃。那的确是⼀种很奇特的⼈⽣体验。
像我这种当时已经初步萌⽣⾃由思想的⻘年，在这种压迫下当然是感到⾮常不适应的。
当了反革命分子，挨受一些⽪⾁之苦⾃然是难免的，⽐如被虐待，被施戴刑具等。好在我在知识青年中威信比较高，看押我的年轻人都是厂里的熟人，所以还是对我很留情面。
最苦闷的是被长时间单独监禁和隔离，一个人关在⼩⿊屋⾥写交代材料。
那个房⼦原是⼯⼚的⼀间⼩库房，⼜潮⼜⿊，⽇夜点着⼀盏刺眼的⽔银灯，向外没有透光的窗户，进去关了⼏天后你就分不清⽩天和夜晚。如果意志不够强，在⾥⾯⻓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。
我想出了⼀种具有幽默感的方式来对付他们。工作队让我每天写交代材料，报告思想，我没什么可写的，那个年代流⾏的是背⻢恩列斯⽑的语录，我就不断地把脑⼦⾥所记得有关⻢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⼤林、⿊格尔、⽑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⼈的语录，⼀段⼀段地默写出来。那时我的记忆⼒真好，每天都能交出⼀⼤篇。
有趣的是，许多语录他们从来没⻅过，因此他们就说都是我瞎编出来的，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⻢克思主义的东西。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⾃于⻢克思的哪篇著作，在第几卷第⼏⻚。
我说我宿舍有书，你们不信就拿来查看。也真有趣，我们团那时有个姓⾼的军⼈，是学⽑著标兵，有浓厚的理论兴趣。
他当时是我们团的副团⻓，他听说了关于我的此人此事，于是调阅我的交代材料，还真的就安排人去查书，去核对。
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，特别找我谈了⼀次话。从此以后，我在我们那个地⽅被认为是理论修养⾼深，反⽽出了名。
七
1 9 7 0 年 5 ⽉，由于在被监管生活中，饮⻝不洁，特别是经常喝脏水，我患了急性痢疾。⼀天脓⾎便⼗⼏次。
但是，由于我是“ ⽜⻤蛇神” ，⼜由于当时药品短缺，⼜是战备时期，（当时东北边境发⽣了“ 珍宝岛事件” ，中苏关系紧张，出现了战争危机。）药品都被屯积起来⽤于备战，因此对我们这类被监管的牛鬼蛇神不给医，不给药。
结果尽管我病疴缠身，却得不到任何抗菌素治疗。一天多次脓血便，病情越来越重。
为了治病，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，偷偷到⽥头上寻找⼀些⻢⻮苋、⻋前草之类的野草，⽤开⽔泡烂或者煮一下后当药吃。这些野草的治疗作⽤，我是读中医本草和《农村医生手册》了解到的。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。
⼀两个⽉后，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。我整个⼈由于久病⽽失形，体重由⼀百⼆⼗⽄降到不⾜八十⽄。
拖到七⼋⽉间，我⽇⽇发低烧，双踝浮肿，⽆法穿鞋，起居⾏⾛困难，⼼率达到每分钟⼀百⼆⼗⾄⼀百四⼗次，有时干活时发⽣昏厥，显然已有⽣命危险。
这时监管⼈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⼈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。
团医院诊断，除了痢疾以外，我又患了风湿病，并且已经侵犯心脏。医生认为我病情很严重，而本地医疗条件有限，处理困难，为了治病救人，决定将我转送到佳⽊斯中⼼医院。
全面诊断后，医⽣认为我已经患了⻛湿性⼼脏病，可能终身丧失重度劳动能⼒，甚至可能活不过四⼗岁。由于医⽣认为我已成废⼈，农场工作队也不派监管⼈员来看守我了。
但是在佳木斯医院经过两个⽉的治疗，每天⼤剂量注射⻘链霉素后，我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。
八
我此前在北京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⼥朋友，⼀个名叫惟惟，和我⼀同来到在友谊农场；另⼀个叫阿红，清华附中的女生，被分配在云南⽣产建设兵团。
在我被揪出来后，惟与我疏远。后来她听医⽣讲我患了⽆望治疗的⼼脏病，遂决定和我分⼿。
⽽阿红这时恰好从云南的红河地区回到北京。知道我⽣了重病，就写信给我，劝我回京治疗，说她可以提供帮助。
这⼀年国庆节前后，我从佳⽊斯医院溜出来，坐⽕⻋逃回北京。
走时我身边没有几块钱，溜上⽕⻋，是躲在⽕⻋座位下，⾏李架上，厕所⾥，过道上，与查票的列⻋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。
九
回北京后，我⼀度住在阿红家。后来又在杨斯德将军家住了一段时间。
（杨斯德将军曾经担任军队联络部部长。他的大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，毕生好友。后来定居美国了。）
因为我的家⼈这时都已经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，我在北京其实已经是完全无家可归的浪人了。
在阿红家住了⼀段时间后，奇怪的是，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，原来那么吓⼈的病体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⾄康复。
这期间还有⼀个⼩插曲，与赵朴初先⽣有关。
1 9 7 0 年秋，我和阿红曾多次拜访赵朴初先⽣，交谈甚洽（阿红父辈与赵朴⽼是世交）。
赵⽼当时闲居无事，在家中读书⾃娱。他允许我进入他的书房，我于是大开眼界。
现在回忆，古色古香的书柜中，线装书很多，有很多佛经和历史书。书架上，还有许多关于⾃然科学史的书，我向赵老借阅了爱因斯坦的《相对论浅说》《遗传学原理》等书。
但那⼀年后来几个月，我⽣活颠沛流离，不幸竟将那⼏部书丢失了，结果不敢再去⻅赵⽼，⽽这⼏本书是赵⽼⾮常喜爱的书。
想起赵⽼当时的慈祥与勉掖，⾄今深感惭愧。（我和赵老再见，已是八十年代了。提起往事，赵老一笑置之。）
这年春天，阿红离京回云南兵团，我继续留在北京。
但是阿红走后，我又认识了⼀个新的⼥友⼩艾。小艾也出身高干家庭，是师大女附中的，是一个有品味，有情调，有个性的好女孩。
以后⼀段时间，我经常住在这位新⼥友家，那时她⽗⺟都在五七⼲校。那几个月我度过了很快乐的一段时光。
十
但是我想，我还得继续做我在兵团没⼲完的事。我要⼲的事就是继续研究哲学以及中外历史，继续我的阅读和思考。
我当时⾮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⾃身的⼀种使命、⼀种职责。想⼀想，这其实是⼗分荒唐的。因为我当时那种身份，只是⼀个乡下农⼈，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⻘，⼀个⼀⽂不名的穷光蛋，却认为⾃⼰竟然有责任做这样重⼤的事情——关注国家的政治和哲学意识形态，真是荒唐之极。
但是，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，中国的政治⽓候发⽣了重⼤的变化。党召开了九届⼆中全会，这次会议是WG运动由盛转衰的⼀个重要转折点，会上揪出了原中央 WG⼩组组⻓陈伯达。这⼀事件是极富有象征意义的，它表明 WG这场运动遭受重⼤挫折。
三中会上，毛泽东说，我党多年不读马列，以致让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骗了多年。现在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，识别真假⻢克思主义，以对付假⻢克思主义的政治骗⼦。
⽑泽东说只读他的老三篇不够，号召⼈们直接阅读⻢列原著，还号召大家要读哲学史和世界历史。
他还亲⾃开了⼀个书单，让⼈们读⼆⼗⼏本书。
在此之前，我在兵团的⼀条罪状就是读⻢列经典著作。因为林彪讲过，⽑泽东思想是最⾼最活的⻢克思主义，只要学⽑泽东著作就够了。他反对⼈们读⻢列原著，认为⻢列的书看多了反⽽会糊涂。
这个时候，⽑泽东让⼈们多读⻢列的书，显然具有深意。
十一
九二全会后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，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就把⻢列的书，以及与⻢列有关的⿊格尔、康德、费尔巴哈、斯宾诺莎、笛卡尔、海涅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哲学的书，都拿出来上架，开放给⼈们读了。
当时北图（现在叫“国图”）坐落在清朝的文津阁，位于现在的北海公园西边。北京图书馆对普通人可以开放，但是阅读制度是，进⼈阅览室要持有北京地区的⼯作证。
小艾为我弄到⼀个北京⼯⼈的⼯作证，把相⽚换成我的。这样，我拿着这个假⼯作证，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的阅览室去读书。早上九点去，晚上五点回，很有规律，像上班族⼀样。
北图附近六部⼝有一个韶⼭餐馆，现在那个餐馆改为朝鲜冷⾯馆了，那时还是⼀个⼩⾖浆馆。花⼀⽑多钱就可以吃顿午饭：六分钱⼀个烧饼，⼋分钱可以买碗豆面丸子汤或水煮煎⾖腐。
吃完了午饭，下午回去继续看书，直到图书馆下班关门。
晚上我就和小艾一起回到她家居住。就这样风雨无阻，非法同居，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美好的时光。
十二
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，大开眼界，大长见识。
给我的哲学知识启蒙的是恩格斯的三部名著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，《反杜林论》和《自然辩证法》，以及列宁的《哲学笔记》。
但 1971年春节过后，小艾的⽗⺟都从干校回来了，我不能继续在她家⾥住下去了。
此后的⼀段时间，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⽟渊潭公园⼩⼭后的⼀排地下防空洞⾥。那时我经常备着⼀件帆布⾬⾐，⼀个草帘⼦，夜晚在防空洞⾥打地铺。怕被巡夜的民防人员抓到，有时⼀夜得更换⼏次防空洞，今天住这个洞，明天住那个洞。夜里⼀听有⼈的话语脚步声，就赶紧转移异地，躲藏起来，就这样东躲躲西藏藏地在地下坚持了一两个⽉。
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。夏天⽐较好办，最难熬的就是那些冰雪及寒雨之夜。夜晚经常被冻醒，浑身哆嗦，乃至彻夜无眠。你会觉得今夜为何如此漫⻓，尽管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，我⽩天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去读书。
十三
我当时是一个一文不名，身无分文的穷小子——官话叫“盲流”（盲目流入北京人员）。每天靠⼩艾给我送⼀顿晚饭。她⼯资⼀个⽉不到四⼗元钱，但她⾃⼰只花⼗⼋块钱，省出⼆⼗块钱来供养着我，⽀持我的⽣活。
中午饭我通常是在北图附近吃，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，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⾖腐汤。
⼩艾的⽗⺟都是国家建委的司局级⼲部。她本人当时是北京⾸钢附属的⼀个半导体电⼦元件⼚（可控硅元件厂）的⼥⼯。
小艾⾮常爱我，爱到迷信的程度。但是后来在我被捕后，在国家政治力量面前，这种信仰发⽣了崩溃，我们的爱情最终还是彻底破灭了。
直到现在，我仍对北京⽟渊潭公园怀有⼀种很特殊的感情。当然，現在那⾥早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，都拆除了。
80 年代我曾经回去看过，当年那个⼩松树林还在，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⻓椅也还在。
那时候我常坐在那⾥的⻓椅上等候⼩艾，有时是⼀整天⼀整天地坐在松阴⾥，⼀⾯看书，⼀⾯等待。
真的奇怪，本来在来到北京前的⼏个⽉，人还是病得要死。但流浪街头那⼀段⽇⼦，尽管每天挨冻受饿的，⼈精瘦，但却就是不⽣病了，也真邪⻔！
十四
还有⼀件事是难忘的。
那⼀年夏天，我有⼀个机会⼜搞到了⼀⼤批非常想看的书。
离⽟渊潭不远，有一个大院子，翠微路⼆号院子，那里是我 WG前的家。这个院子曾经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所在地。住着一批民国时代的遗老遗少和文化人。
但是革命风潮席卷而来，这里成为重灾区。后来这个院子里几乎所有的住户，都被驱逐去了五七干校。这个院子只保留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联合留守处。
在这个院⼦的⼀座主要大楼的底层，有⼀个被封存的样本图书馆。我因为从小住在这个院里，所以早就知道这个秘密。事实上，在WG之前，通过父亲，我常在这个图书馆里借书阅读。
在玉渊潭流浪的时期，我经常有心地溜到这个院子里，偷偷地去观察情况，琢磨着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宝地去搞点书。
有⼀天夜⾥，我终于设法打开窗户，溜了进去。我发现这真是一座图书的金矿。
有好多书我已经久闻大名，但是一直读不到，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，在这个图书馆里被尘封着。
于是我把它们装进准备好的旅行包搬出来，包括⿊格尔的《小逻辑》和《历史哲学》，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斯宾诺莎的《伦理学》，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，还有水天同翻译的《培根论说文集》，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。大概有一个多星期，我去了好几次。弄出来的书我就藏在小艾的家里。
结果终于有⼀天，我的不法活动被⼈家发现了，人家设下埋伏，我被抓住送进了派出所。
组织抓我的⼈是谁呢？说出来会让⼈吃⼀惊，这个⼈八十年代也曾经⼤名鼎鼎，颇出过⼀段⻛头，是著名公知包xx （前几年谢世了）。他WG中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，当时是商务中华驻京留守处的负责⼈之⼀。
[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具有反讽性。1980年我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工作，参与社会人员入职社科院的招聘考试。包xx也来报考，我坐在招聘组工作人员位置上。令他大吃一惊。]
十五
在派出所，警察问我为什么偷这么多书，是为了卖书换钱吗？我说不是。
我告诉他，我是为了研究⻢克思主义。我的话貌似笑话，让人大吃一惊。
但是这个所⻓居然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，看了以后，他跟我谈了⼀番话。他很同情我，表示理解我。以至于认为偷书看不算偷（那个年代人们不太在乎这些没用的屁书），所以关了两天后他居然就把我给放了。
但是，一个⽉后，也就是 1 9 7 1 年国庆节前夕，在玉渊潭附近，我又一次被钓鱼台区域的警察扣押抓捕了。
后来才知道，在那一年的9月13日夜发生了林彪事件。为防止京城中发生武装政变，警卫钓鱼台的8341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。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地区出没，早已引起了军方和警方的注意。
于是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了。先关在北京广安门外的收容所，那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收容所之一，高墙深院，里面关着几百人，这些人多数并不是犯罪分子，而是流浪进入北京的所谓的盲目流动人口，即“盲流”。其中有很多人是来北京告状的、上访的。
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小孩儿，十来岁，北京人。小朋友因为和家里吵架，离家出走，夜晚在街头流浪而被抓进来。
他告诉我，收容所已经联系到了他家人，一两天他就要释放回家了。我说你帮我带出去一封信吧，替我寄给我的女朋友。他后来真的帮了我这个忙，让小艾知道了我已被警方抓捕，收容审查了。
十六
⼀个多⽉后，我的案子升级。于是，一个深夜，我被用囚车转到功德林监狱。事实上，我到现在弄不清楚这个监狱到底是监狱还是看守所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一夜晚我看到的是很多岗楼，遇到的士兵都是荷枪实弹。在这里我被关进了一个真正的小号，很狭窄的一间房，里面有一个马桶坑，一个小洗手池，没有床，只有铺着草席的地铺。
在那个小号里面关了一些天，被带出去问了几次话，无非是回北京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露宿街头？交往联系的都是些什么人？等等。
我的答复也是令人非常之吃惊和不可置信，因为我的答案主要就是两个字，读书。我说，我在北京流浪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北京图书馆读书。
我估计那些天，警方一定把我每一个去过的地方和交往的人都查了个底儿掉，包括北京图书馆。
最终由于确实没有找出什么严重问题，也许他们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的人。最后的结局，就是警⽅决定将我遣送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
但是并没有释放我让我自己回去，而是跟一大群嫌疑犯和流浪犯混编一起，用一节专用车厢，遣送递解去黑龙江哈尔滨。
就这样，在1971 年的 10 月末梢也许是11 月初，我悲剧性地结束了在北京整整⼀年的流浪读书⽣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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